套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與其文稿經紀人之間的對話：超級富豪與富豪截然不同。他們更有錢。

　　針對不平等現象的傳統分析，大部分專注于那些邁向中產者和接近收入最高區間者之間的關系。但近年來，最引人矚目的是收入最高階層與其它階層之間的差距——至少在美國如此。

　　在大蕭條和二戰之后，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所占比例有所下滑，但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這一比例突然開始上升。與此同時，很多中產階級的薪資上漲陷入停滯。

　　1976年至2007年間，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據了收入總增幅的58%。不僅如此，這一趨勢似乎還在加速；在上世紀90年代比爾 克林頓(Bill Clinton)執政的經濟擴張時期，這一比例為45%，但在2002年至2007年喬治 布什(George W. Bush)任期內，這一比例升至65%。

　　而在超級富豪群體中，最頂級富豪的表現甚至更為出色。1990年至2005年間，收入最高的1%的富豪所占的收入比例增長了2.3%，而其中整整兩個百分點流向了收入最高的0.1%人群。

　　其中的原因何在，是學術界經濟學家辯論的議題之一，他們試圖通過模糊的數據摸索出暫時的結論。而后，在圍繞公正和平等問題的政治激辯中，這些結論被當成了武器。

　　超級富豪之所以能到這一步，是否因為他們超級有才、超級幸運抑或只是操縱性超強？多年來，圍繞這個問題的辯論一直相當激烈。

　　超級有才能的解釋是，一些才華出眾的人同時出現在了不同領域——投資銀行、企業管理、法律，他們正獲得與自身生產率相符的回報。

　　一種更為復雜的說法是：盡管人才的分布不一定不同，但全球化和其它結構性變革推動許多行業走向“贏家通吃”的模式，頂級人士能力方面的微小差距，有可能造成其回報上的巨大差異。

　　在本世紀最初10年末期的金融熱潮中，現已破產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首席執行官迪克 富爾德(Dick Fuld)和花旗集團前首席執行官查克 普林斯(Chuck Prince)等CEO的巨額薪資之所以合理，是因為投資銀行業已變得更具競爭力，同時也變得更為高產。

　　第二種解釋催生了一個有關新的國際超級明星（一個同類相殘的星球上的那些勝利者，達沃斯(Davos)精英們）俱樂部令人興奮的故事。后者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運動領域。但或許并不適用于其它領域。

　　例如，富有人群的不平等模式，沒有遵循某些不可改變的全球經濟學法則。在多數英語國家，非常富有的人群變得更為富有，甚至是那些與美國相比，稅收制度更強調再分配功能、且更致力于把平等本身作為目標的國家。但在歐洲大陸國家和日本，同期內收入最高的1%富豪所占的收入比例并未有明顯波動。

　　經濟效率的懷疑者們提出了第三種更憤世嫉俗的解釋：非常富有的人群（主要是CEO和首席財務官）找到了一些方法，向自己支付過高薪酬，通常是通過在經濟繁榮時期將薪酬與股市表現捆綁在一起。他們會以雷曼和花旗的命運為證，說明高薪并不合理。這方面的主要限制因素在于公眾、股東和員工對此類行為的容忍度。

　　哈佛大學(Harvard)教授、研究全球化對不平等現象影響的專家羅伯特 勞倫斯(Robert Lawrence)表示：“兩種不同解釋之間的辯論仍未達成共識：不平等是表明經濟效率有所提高，還是對高管薪酬的‘憤怒克制’有所減弱？”

　　一些間接證據支持“操縱性超強”的理論。勞倫斯教授表示，過去25年間，美國企業并沒有明顯變得更為國際化。不斷變革的技術可能推動了贏家通吃行業的崛起，甚至在國內經濟中也是如此。但全球化說法看上去更像是一種事后理由，而并非真正的解釋。目前的關鍵問題在于：此次金融危機造成了什么結果？如果超級富豪鞏固其日益上升的收入比例，這將與之前的趨勢相悖。而且還會為以下說法提供更多的“彈藥”：即非常富有人群收入比例的不斷上升，更大程度上是與扭曲和操縱市場的能力有關。早期跡象表明，在利潤高企、且高薪者很大一部分薪酬基于股市表現的情況下，收入最高人群的不平等狀況幾乎沒有減輕的跡象。

　　勞倫斯教授表示：“利潤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高得異常……我猜測，有資格享用這些利潤的人將表現得非常好。”

　　考慮到導致經濟走到這一步的原因，對于這樣一種結果，人們不太可能懷有像對待過去25年美國超級富豪們崛起時那樣的普遍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