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趨勢性下滑已經形成。

　　今年三季度，中國經濟7.3%的增速，創下2009年一季度以來新低，自2010年一季度開始的超過四年的增速趨勢性下滑，是改革開放后的首次。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漲1.6%，與9月持平，為四年七個月以來低點；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32個月同比負增長。不少宏觀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實體經濟已處于輕度通縮狀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中國經濟增長邁入由高速向中高速換擋的“新常態”。但中國2013年人均GDP達到6300美元，正處于由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水平邁進的關鍵時期，在本屆政府訂立的2020年“兩個翻番”的目標約束下，未來5年-10年，中國經濟應該以及可以保持一個什么樣的增長水平，經濟增長的動能何在？政府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宏觀經濟政策究竟應如何取向？

　　海內外普遍認為，由投資向消費的再平衡是中國經濟的前路。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里，出口基本是比較難控制的因素，近年來已經從2007年的峰頂大幅下滑，短期內很難再恢復元氣。目前中央推出“一路一帶”等刺激外需、轉移產能的計劃，效果如何，還需要假以時日。投資和消費應如何駕馭，市場則多有爭議。

　　在2008年的大規模刺激之后，中國的投資率快速攀升，近年維持在接近48%的高位上；消費率（消費支出占比GDP）則從2008年谷底的46.975%開始，扭轉此前不斷下降的趨勢，緩慢攀升，2013年超過50%，但在國際上仍屬于較低水平，低于印度（超過50%），更低于美國（70%以上）。

　　投資率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資本形成意指，在固定時間段（如一年）內，（一國）資本存量（包括有形資產如基礎設施、機器設備，無形資產如金融資本等）所增加的量。

　　不少學者和市場人士認為，受制于較大的貧富差距，居民收入水平仍較低，消費短期內難當拉動增長的大任。

　　更有觀點提出警告稱，如果一味降低投資率刺激消費，而非用有效率的投資來促進產業的更新換代，中國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方面，投資率過高，且投資主體以國企和地方政府為主，造成效率低下、腐敗叢生，也持續打壓著消費增長。

　　如何走出投資消費的這一困局？“新常態”下，如何重新定義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意義，投資消費的內涵又該有哪些提升，相應的改革應包括哪些內容？這一討論對于中國中長期內的經濟走勢有著極強的政策意義，直接關系著政府的政策制定、行為模式乃至相關改革的推進。

　　新一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在即，2015年的增長目標和政策正在緊鑼密鼓制定中。截至11月3日，已經公布前三季度GDP數據的29個省份中，18個省份的增速較上半年出現回落。在各省布置四季度經濟工作的會議中，狠抓投資和項目建設再成關鍵詞。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系主任白重恩認為，要走出投資消費困局，最重要的政府行為轉變就是降低增長率目標，輔之以投資主體及機制的優化、目標更為明確的國企改革、財稅及收入分配改革等，一系列政策與改革多管齊下，才能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適度降低高企的投資率、促進消費，在避免大危機的同時，讓中國經濟步入更可持續的軌道。

    “拉消費是個慢工”

　　中國消費占GDP之比的攀升速度異常緩慢——盡管過去五年一直處于趨勢性攀升，打破了之前十年下降的趨勢。

　　對中國的消費和投資數據，各類質疑從未間斷。不少國內外專家認為，中國統計數據失真，可能存在消費占比被嚴重低估、投資占比被嚴重高估的情況。不過，拉動增長取決于投資及消費各自的趨勢性變化，與兩者絕對或相對水平并無關聯，因此，關于數據準確性的疑問并不影響兩者對于增長作用的討論。

　　根據美中商會的數據，國內最大的100家零售企業在截至9月的一年里銷售額僅增長0.1%，遠低于去年同期10.1%的增幅。國家統計局最新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顯示，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消費一類在2013年增長11%，低于2008年至2013年15%的平均增幅。

　　2014年上半年增速良好的家庭消費，在三季度有所放緩。對此，宏觀咨詢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中國研究總監白安儒（Andrew Batson）認為，這反映了今年上半年企業利潤增長放緩的滯后影響，企業在為員工加薪方面變得不那么慷慨，進而影響了消費。

　　對工資收入增長放緩的分析，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迪（Nick Lardy）并不認同。他對財新記者表示，當前城鎮新增就業與高增速時一樣強勁，工資收入仍以年均約10%的速度增長。

　　“悖論就在這里，”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對記者說，“人人都知道中國應該增加消費”，但這不是一個短期內具有操作性的政策，不是政府搞補貼就能解決的。中國70%的人口——一半農民工、一半農民——由于教育、住房等基本需求還未解決，消費傾向較高；收入盡管在近年增長較快，但絕對水平仍然很低，制約了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則相對較低。

　　10月2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推進消費擴大和升級。會議稱，在穩增長動力中，消費需求規模最大。會議要求推進一系列措施，重點推進包括信息消費、綠色消費、住房消費在內的六大領域消費。

　　“拉消費的工作是個‘慢工’。”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對記者表示，以消費為主要動力的經濟增長，意味著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長方式發生轉變，增長質量提高，也意味著增長成果將會使更多的社會成員分享。

　　如何激活消費，兼顧經濟和社會兩方面重擔，財政政策應是個有效工具。回顧中國過去的調控歷程，財政政策通常更側重于調控投資需求，往往忽視了對消費的拉動。

　　傳統上政府投資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例過大，雖然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對經濟的刺激效應，但是擠占了本應用于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財政資金。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不足，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公共服務不到位，影響了居民的心理預期，消費信心不足，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基本達成共識的是，正是因為財政支出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方面的“缺位”，造成當前高儲蓄不能順利轉化刺激消費。

　　財政支出不可能一夕到位，關鍵在于調整財政支出和收入結構，令財政的公共職能逐步到位。

　　支出方面，應逐漸減少財政資金直接用于一般競爭性領域的“越位”投入，同時在財政“缺位”或者“不到位”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加大投入力度。積極壓縮政府自身消費引致的過高行政運行成本，盡力提高公共消費對居民消費的帶動作用。

　　高盛私人財富管理中國區副主席暨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對記者舉例道，當前中國醫療、教育等公共消費占GDP的比重在5%至6%，還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很多國家這方面的投入比重都在10%以上。

　　在收入端，財政需要調整政府收入結構。哈繼銘表示，多年以來地方政府享受了土地，尤其是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帶來的財富效應，直接推高了投資。如果政府能在土地流轉和所有權方面有所改革，使得農民拿大頭，地方政府拿小頭，就能夠產生財富效應的轉移。

　　同時，建立具有收入分配調節功能的稅收體系。

　　中國目前的稅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間接稅的稅收負擔容易從生產者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加重消費者的購買消費成本；而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所占比重非常小，2013年個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僅為6%，且工薪階層是繳納主體，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十分有限。

　　在目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方案中，完善稅收制度所涉及的個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稅種改革，都將對消費產生一定刺激作用。

　　但是，對消費率的增長及其效果則需要態度謹慎。“最近幾年每年調整1個百分點，多一點的話，兩年（消費率）提3個百分點——這還是在各項基本改革都做了的情況下——是一種比較客觀的預期。”樊綱說。